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，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、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。在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，发展农村县域经济是落实我国区域经济发展、形成国内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选择。

可以预见，随着县域建设的推进，更多的金融资源将“从善如流”，配置到农村县域市场的各个环节，这意味着中小银行将面临更多机遇，有望享受到“三农”领域、县域市场大发展所带来的红利。

紧抓农村县域金融广阔“蓝海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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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十年的发展，我国金融结构不断优化。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，目前我国县域平均已有8.8家银行，服务网点平均有55家，金融资源向县域和乡村配置的比例不断提高。

但相较于城市，县域农村地区的金融供给与金融服务水平仍有很大进步空间。根据社科院发布《中国“三农”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》，我国“三农”领域金融缺口超3万亿元且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仍十分普遍。

作为农村金融服务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农商行、农信社等农村金融机构长期定位于“立足县域、支农支小”，面对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历史机遇，部分农村金融机构正探索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结合，积极主动满足“三农”相关需求，更好地推进农村县域经济发展。

一方面是提升基础金融服务质效。《关于2022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继续保持辖内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全覆盖，提升基础金融服务质效，丰富服务种类。积极运用数字技术，向自然村延伸拓展基础金融服务。为此，各地也引导辖内金融机构简化网点审批程序，开辟绿色通道，优先在机构空白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新设网点，通过推广电子支付方式、布设自助服务终端、建设村级基础金融服务站等多种措施实现金融服务通村通户，打通涉农金融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瓶颈障碍。

另一方面是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。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，我国农业产业链逐渐成熟，这也使金融模式创新成为可能。现阶段，不少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依托农业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，为上下游主体提供担保服务，在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的同时防范好相关风险，如常见的种植贷、养殖贷等都是差异化、定制化程度较强的创新产品。

县域业务成为新增长极

除农商行、农信社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外，城商行也在借力下沉县域经济、“三农”领域，丰富深耕本土的内涵。

“对我们而言，做实本土金融，短板在县域，希望在县域，出路也在县域。”长沙银行在2021年年报中提出了如此表述。按照规划，该行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，统筹湖南省内几个市场，分层服务几大客群，在渠道、人才、机制、考核、产品、风控等方面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将乡村振兴与本土金融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。具体来说，以县域支行为核心，乡镇支行为支撑，农村金融服务站为延伸，将金融服务延伸到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，深度融入乡村生活。数据显示，2021年，长沙银行增设县域网点9家，县域覆盖率达到92%；增设农村金融服务站901家，累计达到5700家。截至年末，县域支行客户数474.42万户，较上年末新增41.88万户。

江苏银行则已经实现了江苏省内县域全覆盖。截至2021年末，该行投向农业及相关产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逾20%，围绕江苏11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，服务优质稻麦、绿色蔬菜等主导产业，投放贷款超530亿元。服务强村富民项目635个，贷款30亿元。

县域业务已经成为部分上市城商行所打造的新战略增长极。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、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对《中国银行保险报》表示，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，一是推进县域金融服务是城商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、服务县域基建补短板的重要抓手和布局方向；二是因为地市级及以上中心城市的金融市场竞争相对激烈，供给已然相对饱和，县域金融服务空间相对更大。

杨海平分析称，城商行布局县域金融在机制上比大行更灵活，产品和科技能力比农信机构更强，但机构数量不及农信机构，产品和科技能力不及大行。因此，城商行若想深耕县域金融服务，一是要依托城商行的传统优势，以银政合作为切入点，重点服务于县域基建补短板以及涉农产业、特色优势产业；二是要依托金融科技手段，推进县域金融服务创新，补足县域金融短板，包括推进财富管理服务以及场景金融服务；三是总行要杜绝战略摇摆，为县域金融布局提供资源和机制上的支持。

关键词： 县域经济 金融机构 信贷投放